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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減少空氣污染無疑會極大地促進國內居民的身體健康；同時，由于空氣污染物會跨越國界地域流動，在許多情況下，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源同時也是造成溫室氣體的罪魁禍首。因此，中國的污染治理對于保護全球公眾的健康同樣至關重要。

雖然空氣污染的健康影響已合理地成為公眾和政府關注的焦點，但這些健康影響還需要在保障健康的其他政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慮，這些政策不僅包括其他類型的環境保護政策，更包括廣義上的公共衛生政策。

由于這些政策的目標往往是為了吸引人們關注以前被忽視的問題，而且由于其側重于科學，很少有研究在公共衛生的大背景下考察空氣污染問題。

比如，《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發現，環境空氣污染是中國健康不佳的第四大風險因素。然而，空氣污染的風險系數為 8%，遠低于頭兩個風險系數：飲食風險系數為16.5%，高血壓風險系數為 12%，并且也低于吸煙風險系數 9.5%。

就像我們歡迎一切克服空氣污染的努力，在確定公共衛生投資的重點和權衡不同政策措施的效益和成本時，我們不應忽視這些風險系數。

污染對健康有著嚴重影響，正是這種意識激發了人們開始積極采取行動預防和控制空氣污染。

醫學科學家們已經確認了空氣污染與健康狀況之間存在多種關聯。健康狀況包括因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和發病率，還有中風，以及空氣污染對兒童發育和認知的影響。

科學家還在繼續調查空氣污染對早產、出生體重、兒童發育等健康狀況以及對心理健康、幸福及認知能力等的多重影響。

 評估污染的健康影響不僅需要大氣中污染物濃度方面的信息，而且需要暴露于這些污染物的人群的數量及暴露時間方面的信息。還要繪制地圖，了解與污染物大氣濃度有關的人群的分布情況。

由于人們的職業、居住條件和交通方式不同，面臨的暴露水平不同，因此評估污染的健康影響還需要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背景下的上述信息，以及不同年齡組和不同性別組的人群的上述信息。

比如，在北京市區繁忙的公路上工作的交通警察暴露于污染的水平就和一天中大部分時間呆在家里或辦公室（尤其是配備了有效空氣過濾器的辦公室）的人大不相同。

健康影響的估計

健康影響研究院（Health Effects Institute）最近的一項研究回顧了以前中國開展的污染物健康影響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結果。

在《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基礎之上， 2010年約有 120 萬人因環境中的 PM2.5 而過早死亡，從而使 PM2.5 成為第四大死亡風險。

其中，49%死于腦血管疾病，23%死于局部缺血性心臟病，16%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1%死于氣管癌、支氣管癌和肺癌，1%死于下呼吸道感染。

201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更新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稍為樂觀的估算，2013 年約 91.6 萬人死于 PM2.5，傷殘調整壽命從 1990 年的 3.8%提高到 5.4%（GBD MAPS 工作組，2016 年）。

這兩所權威研究機構得出的研究結果存在 25%的預估差異，這表明準確估計 PM2.5 的健康影響仍面臨很多挑戰，這需要對污染物的基本濃度以及各種人群的暴露-反應關系做出多層面的假設。

比如，在急性污染事件中，糟糕的空氣質量可能會加速虛弱老人的死亡，不論污染是否是他們潛在健康不佳的主要原因。而在其他情況下，空氣污染可能是導致健康不佳的長期因素， 但不是導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研究目標和衡量標準不同，衡量“過早”死亡的方法也不相同，而衡量發病率和幸福感下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比如，雖然由暴露于 PM2.5 造成的疾病所導致的死亡總數從 1990 年到 2013 年一直增加，但同期的年齡標準化死亡率略有下降，從每十萬人死亡 80 人下降到每十萬人死亡 71 人，年下降率約為 0.5%。

由于下呼吸道感染發病率的下降，因 PM2.5 造成的傷殘調整壽命也有所下降（GBD MAPS 工作組，2016 年）。

雖然評估死亡總數的努力在吸引人們關注治理空氣污染的必要性方面至關重要，但目前從政策的角度看，更迫切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不同人群暴露于單個和復合特定污染物下的健康影響，以便指導人們區分污染治理和公共衛生信息的優先次序。

201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開始研究這項工作，通過污染源解析方式把健康影響歸于各個部分（GBD MAPS 工作組，2016 年）。

這些研究有助于提供政策信息，但鑒于這些模型固有的不確定性，這些研究得出的關于不同政策干預的益處的結論應當被視為大概的估計。

對于所有關心減少污染、改善公眾健康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是要將這一承諾轉化為行動并非易事。減少污染、改善公眾健康不僅會帶來科學、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挑戰，而且需要做出艱難的抉擇和權衡。同時，對研究工作也會帶來重要影響，需要改變許多具體研究領域的重點，需要加強自然、醫學和社會科學等學科的跨學科合作。